最后的喝彩

1971年11月下旬，斯诺作了检查，确诊患了胰腺癌，并已扩散到肝脏。洛伊丝（斯诺夫人）当时也因传染性肝炎而住院。在身体仍很虚弱，没有完全复元的情况下，她返回家中，因为埃德准备在12月中旬到洛桑的一家医院动大手术。折磨人的手术和手术后的折磨都无法制止疾病的致命进展。埃德最终了解到了自己的病情，但他力图否认全部事实。“埃德知道自己得了癌症”，洛伊丝在12月底告诉霍华德·斯诺夫妇，“但我想他现在还不清楚其严重程度”。”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患了癌症，她又说。斯诺谈论着他的康复，谈论着他的工作和计划。他原定作为《生活》杂志和意大利《时代周刊》的记者，在报道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媒介汇集中国之前，提前到达那里，现在这一计划不得不推迟，接着又取消了。在他生命的最后这几个月，他就这样又回到了舞台中央，受到了美国舆论主流和保守的美国大众传媒的追求和欢迎，恰如他在其创作巅峰岁月与《邮报》的关系。“你拥有许多崇拜者，其中也包括我。”1971年7月，《生活》杂志总编拉尔夫·格雷夫斯写信告诉埃德。“如果你所撰写的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报道不能发表在《生活》杂志上，”格雷夫斯在9月份告诉埃德，“我将深感失望。”

12月底，埃德回到家中，他仍然表示自己能够康复，并继续撰写他的著作。1月初，他写信告诉兰登书屋的约翰·西蒙，说他因“胰腺炎及其并发症”动了手术，大夫“向我保证，只要继续进行适当的休息，恢复抵抗力，再经过一个月左右，我的健康状况就可以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水平”。那个月晚些时候，他写信告诉周总理，“此时不能在中国，当然让我深感沮丧，但我以后或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”但是，对斯诺的化疗没有取得效果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与斯诺一生紧密相关的两位中国领导人以告别的行动，表达了他们与斯诺的友谊和对他的尊敬，现在，这种感情已经超越了政治利益的任何进一步考虑。斯诺也对洛伊丝口授了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，向最“亲爱的朋友”表达了最后的问候。在埃德手术后，一俟洛伊丝获悉医生对斯诺病情的悲观预测，她就给北京的马海德发了一封信，详细叙述了斯诺的病情，并随信附上医疗报告的副本。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，并出于对中国医疗保健制度的信任，她以为可以出现“奇迹”，她恳求，“是否有什么办法？我曾说过，如果真的出现危险，我就去中国。天啊，当这个可怕的东西在埃德身体里发展的时候，我们正是在中国！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。你对此如何考虑？”根据洛伊丝的通报和请求，北京在1月下旬迅速派出一支医疗队，其中既有医学专家，也有护士，以帮助那位身患重病的记者。

最后几个星期的情况，由洛伊丝·斯诺动人地记载在她所撰写的有关埃德最后病况的书中。“我边看书边流泪，”宋庆龄后来写信告诉洛伊丝，“仿佛每一页都出现我们亲爱的埃德的面孔。”鉴于期诺的病情十分严重，身体十分虚弱，难以执行最初的把他送往北京照料和治疗的计划，因此，中国医疗队把斯诺的家改造成一所临时医院，大大减轻了家人的负担，并从医疗上和人道上，尽力使斯诺舒适并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。36年前，马海德医生曾与斯诺一起，经过艰难跋涉进入红色中国，现在，他又作为中国医疗队的一员来到这里。斯诺开始变得意识不清，但在黄华来看望他时，他回光返照，最后一次清醒过来。当黄华和马海德站在他的床边时，斯诺戏谑地称这是三个“土匪”的重聚。不久，斯诺就陷入到最后的昏迷状态，并在中国医疗小组在场的情况下，于1972年2月15日安详地去世，这一天正是中国阴历的新年。不到三天后，尼克松离开华盛顿，前往北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面。由于斯诺不能亲自前去报道这一事件，来自日内瓦的外交电报建议尼克松“浏览一下”斯诺的作品，因为，在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，人们“很可能会提到斯诺的名字”。

毛泽东、周恩来和宋庆龄打来了唁电，世界各地的政界显要和朋友们也表示哀悼，进行了温情的回忆。在日内瓦、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和纽约的联合国小教堂都举行了追悼会。在斯诺夫妇结婚后曾经居住过一段时间的斯尼登村贮木场，老朋友们在那里聚会，回顾和缅怀往事。以前，斯诺曾就他死后如何处理自己的“后事”留下了简要的遗言和指示。这些指示被人们一再引用，它浓缩了他那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，反映了他与美国和中国的双重联系纽带：

请将前面所提到的那位“证人”火化。然后，如果你们不反对，请让人把部分骨灰送到北京，并告诉他们我热爱中国，我希望，在我死后，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，就像我在世时一直希望的那样。美国抚育培养了我。我希望，我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哈得孙河畔，河水将由此流入大西洋，流到欧洲，流到人类所居住的一切地方，我感到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，因为我知道，几乎每个地方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。

为了完整地实现这些遗愿，斯诺的骨灰一部分埋在斯尼登村贮木场一位朋友家的花园里，从那里可以俯瞰哈得孙河，一部分埋在北京大学美丽校园中未名湖畔的小山坡上。这里是前燕京大学所在地，他曾在那里任教，喜欢沿着宁静地湖边散步。